大批报告出来，这些报告与官员们的思想基本合拍，并产生着互动，相信这份报告也是受到近期美国越发的表现出全球欲望的表现是有关系的。

    至于印度的军事价值我基本是认同德国人的方案的，在印度南方保持一些根据地性质的支援地区就可以了，随着根据地的确立和印度沿海渐次被海军封锁，整个印度将会进入一个混乱期，根本无需太多的军力就可以完成驱逐英国势力的目的。而如果是激进方案的话，恐怕没有百万人规模的军队是无法完成的。中国的目标是控制亚洲，而并非将整个亚洲并入版图，这与前面中东政策，以及近期对俄国王室的一些支持政策也是一贯的。

    只是很多人似乎对这样的政策并不是那么满意，像第二方面军仍然没有对底层士兵做出相应的宣传步骤，一些朝中要员试图在第三方面军方向搞一些名堂试图发动第三方面军的求战欲望，都是与我的既定政策是不合拍的。

    而那位道阶和尚的这些言论如果不是他自己妄自揣摩国家大政而故意说出来迎合上层的话那就是有人再把他往这方面引了。

    我当然不会为了这些事情去再搞什么政治动荡，这本来就是我开始渐次放权以后所能预见得到的，随着军政大权不再像以往那样完全集中在我一个人之手，内阁和军方都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后，高层的战略思想方面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是我乐于见到的，我已经快五十岁了，还能完全掌握这个国家多久？眼前的世界大战的格局是最能培养人才的年代，放手让军政官员们自己去成长，也是对未来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国家负责的举动。

    这也是为什么善耆忧心忡忡的对我说起皇次子在搞着什么串联，内阁几个总理大臣在试图扩大相权等等种种他看来不能轻看的举动的时候，我都表示继续看着就行了，不要搞出太大的动静来的原因。

    未来的几年内，我只要力求巩固并继续扩大早已形成的皇家的巨大威望和对国民的凝聚力就可以了，至于政治格局的慢慢变化，军队越发的表现出鹰的态势，我不想也不能去强行遏制，在军队已经建立起不可一世的霸气和见谁灭谁的自信之后，管的太紧会出事的。

    所以，王士珍今天进宫来与我这一番谈话之后，我就感觉到，我也许该适当的松一松口了，军队中已经出现高级军官串联试图改变我的既定政策的行动了，而且他们的这种欲望在政界也有着相当的支持基础。

    唯一的问题是这次串联活动的幕后指挥者，乃是我的亲儿子溥英。他的这种目的有他自己的理由，与其他的军政官员的目的并不是那么合拍的。

    他似乎是受他老婆影响太大了，我相信他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德国人的利益，德国人的方案我之所以迟迟不予批准，也是出于这个考虑，这个方案几乎是德国人在为他继承大位铺平道路，而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他继承大位后就有成为德国人的傀儡的趋势，更进一步的将来他会被中国自己的力量所吞噬的。中国毕竟不是德国，更不是他的附庸。无论是现在的战争还是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国都是独立的一方势力，其他的势力要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他人所用。所以即便我要批准德国人的方案，那也要完全与溥英撇开关系。

    考虑到这一点，我也在绸缪着要跟溥英谈一谈。

    8月没多少天了，整个阅兵部队也在京畿直到天津的这片地域开始驻扎了，各种武器装备和大批的人员开进京津地区，一共二十五万多人的部队全部交由王士珍统一指挥，这位元帅也在与我的一席话之后吃了个定心丸，全力投入到这件事情的准备中去了。

    南方的印度战俘各自去了被安排好的路，被我寄予厚望的溥夏并没有表现出太出彩的地方，只是有美国教育背景的他在第二方面军做出强势姿态迎接美国人时表现出赞赏的一面，赢得了军方的欢迎，这也让我欣慰，临行前我对他的特别交代，还是起了作用了。

    倒是那位道阶老法师在袁世凯家中的一席礼法会让他赢得了京城各王公大臣的一致欢迎，并继续扩大着他的影响，在两天后谊亲王福晋的力邀下，道阶法师移座亲王府，进行下一阶段的讲礼，这更扩大了他非凡的影响力，谊亲王的家中，也频频有重要官员出入了。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我的耳目，我也从中得知溥英甚至在这期间频频会见一些阅兵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据说有十一个师级指挥员参加过他王府的讲礼会，而其中的八名受过他的单独接见。在善耆向我特别说明这一点，并力谏我不能再不当一回事的时候，我也有些担心起来，这家伙难道要趁着这次美国总统访华在北京搞宫廷政变？

    稍稍想了想后便召见了载洸和王士珍，冯国璋，连同善耆召开了一个五人紧急会议，就塔夫脱来访期间的阅兵部队管理，和进驻及撤离时间等细节问题分别问询了一遍，并就紫禁城的皇家禁卫团的指挥官人选做了讨论，决定非常时期由载洸亲自兼任团长职务，北京城内参与阅兵的两个全装备师应当在阅兵当夜撤离并返回驻地，北京周边各军营提升军备，这方面的事务就由他们四人分别去执行。

    安全方面的担忧之外，在善耆的建议下，不得不提前进行一项原本计划还要有一段时间才会进行的事务，那就是让溥英前往访问新蒙国，顺带前往俄罗斯作为皇室斡旋代表，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跑一趟。

    针对俄国目前的现状，总参谋部的建议是在新蒙国以西的西西伯利亚毗邻地区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红色国家，而将原本的欧洲部分仍然保留给俄罗斯王室，双方都保留有与中国目前疆域毗邻的出口。要实现这个目标，在目前就必须先扶植一下处于极大劣势的红色政权，除了安排朱加施维里前往东普鲁士张作霖的军中之外，另外就是明面上要采取的对王室政权的支持态度，以为将来的战略服务。

    这个计划就这样立即被提前实施了，当晚就直接召见了溥英，向他传达了这个意思，他的反应一如我所料的——他表示是否应当在塔夫脱总统访华结束后再行北上？或者直接把这个任务交给溥华岂不是更好？

    “溥华他已是一国之王，朕对他亦另有安排，莫斯科那头，还是你去的好。”想了想我加了句道：“这对你将来有好处，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在德国英国事务方面有经验不假，但北方的俄国事务，你总不能以后都交给你大哥吧？”

    “儿臣知道了。”他倒也不强辩，垂头应道：“儿子会将皇阿玛的友善带给俄国人。皇阿玛这也是栽培儿子，儿子先头想错了。”

    我点头道：“倒也不算错，对了你府上那个和尚讲法怎么样？朕听人说此人有些妄议军政事务的言论，你有没有听说啊？如果是那样，你身为皇子，他在你府里讲礼不太合适，而且你府上进出的人多了，也不太好的。”

    “皇阿玛明鉴，道阶法师是儿臣请回府的，也是为福晋她崇佛之心，那法师是说过应当解放天竺的话，儿子只是认为那是和尚们为了迎合朝廷才随口一说的，倒也没有什么太过的言论，总的宗旨还是劝人向善，兼且化点修庙的银子的。”说到这里，谈话气氛比较和睦，他也笑了笑道：“既是皇阿玛说起，儿臣这就回去跟福晋说，让和尚到别处讲法去吧。儿子素来也不怎么太痴迷这个的。”

    我呵呵一笑，不置可否。只是交代他三天后也就是7月22日动身，走之前再去总参谋部外交部和理藩院打个转，那边有些配合事务会向他汇报。

    溥英恭敬地行了礼，点头应了便告退了。我望着他躬身倒退出去的样子，心里琢磨着难道之前真是冤枉他了？看他坦荡的样子，倒也不像是心里有鬼的样子。

    不过这个人素来看似精明，我就这么望了望，直到他消失在殿门外，我又担心起来，他该不要让人利用了才好。

    叹了口气，想了想明天早上还要跟梁启超他们有个关于将来行宪的宪法的讨论会，心头就一阵阵的烦恶起来，拧着脸站了一会儿，才转头吩咐寇连才道：“传旨，着戴鸿慈，袁世凯明天早上递牌子进宫！”寇连才还没应声，我随即改口道：“不，现在就让他们进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