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四零章选举

    从常年的幕僚角色在官制改革特别是秘书制度的改革中成功完成到一个国家官吏的转变后，辜鸿铭也完成了他的蜕变，以六十岁的年纪，他以本身原先所具有的人文素养，终于在晚年的时候突然大红大紫，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读书人的偶像。

    宣传部在他和他的这本书身上也花费了不少的心血，辜氏著书所需的各项帮助都由宣传部无条件协助完成，并且在理论系统化上，宣传部也派出了几名年轻人作为辜鸿铭的私人秘书去从旁协助，并且在成书后，第一时间找到我御笔题词，春秋大义这本书，从儒家文化首重的个人修养入手，继而深入到当前社会下个人对与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国家对于天下的责任感。中国人应当志在四方之类的古语虽然也不乏这样的精神诉求，但是始终没有一个成系统性的著作出来，也无从谈起建立起一个全民的责任信仰，如今，辜鸿铭填补了这个缺憾。

    相隔浩瀚太平洋的两个大国，几乎是在同时出现的思想界的大变化，也在责任感这方面取得了共鸣，帝国对世界负有责任，那又是怎样的责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过去虽然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霸道的诉求，但是实际上可操作性很低。辜鸿铭在书中也对此进行了阐述，一个对世界的关怀责任开始渐渐在中国萌芽。而第二方面军对中南半岛等前殖民地地区的解放战争，便是契合这种思想的行动。

    他的书发表后，在北京城乃至全中国的学校中首先引起反响，他在帝国大学演讲时，就曾经遇到学生发问说我们中华学子，如今难道一定要学英语德语吗？这是一个当前很常见的问题，以往的答案都是诸如我们目前要学习他们的技术，首先要弄懂他们的语言什么的。但是辜氏却用了一种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张狂的语调来回答问题的同时，也阐述了他对于责任感的理解：“我的养父母布朗夫妇，是一对英国人，在我十五岁那年他对我如是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我们如今为什么要学英文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一阵惊愕之后，学生们用掌声来表示他们对这种回答的尊敬。

    《春秋大义》在宣传部的运作下，首先在国内出版发行了五千万册，一应开销由我从内帑拨支，免费在各级学校首先发放。而后很快又被最有好的德国人翻译成德文版本，换了个名字叫《中国人的精神》在德国发行，世界发展到了这一个时代，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酝酿着思想界的革命，这对于盛产哲学家的德国来说，也是一个启发性的外国著作了。

    英文版本也在美国开始发行，不过正如中国人翻译回来的《国家论》更多的是作为美国国家政策走向的研究读本之一一样，这本《中国人的精神》也成为美国人研究中国未来对美甚至对世界政策的资料了。由于两国新近出现的新思想都强调了本国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责任感和义务——美国讲解放，讲求推行民主制度，中国讲究教化外夷，从根子上来说都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道德观文化观的内在在，所以，从长远来看，中美是必然要发生冲突的，不仅仅是利益，而且是文化。

    当然，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守旧的因素，譬如我的三女儿就很不喜欢这本书，因为辜鸿铭认为男人娶一妻一妾，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这与目前女权意识的萌芽是有冲突的。另外他直到现在也不肯剪去自己的辫子，这在开放自由发式之后年轻一代以落辫为荣，只有老一代才保留辫子的时代，他这是守旧的象征。

    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方面就是不论如何，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信号，帝国政府要掀起全民责任感教育的信号。修身自不必说，乃是提升每一个本体的个人素质，进而提升全民人口素质，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社会精英们的必然使命，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帝国必然会培养出一批合格的精英人才。

    这次思想界的大动荡，正好也与全国正在开展的各省分省选举的准备工作在时间上形成了重合，辜鸿铭本身是新儒党人，他的突然窜红，自然对他的本党极为有利，事实上新儒党本身也是人才济济，不仅是辜鸿铭，包括他年轻时代的好友沈曾植，也在安徽巡抚任上登高一呼，利用帮助老友发行新书的机会，也成为一时的舆论焦点。

    除了新儒党外，国内可以值得一提的政治力量就是工党和宗社党了，宗社党本身是极端听命于皇家的，我也跟他们打了招呼，选举可以，但是不得借目前身份便利，搞出一些我所不乐意见到的事情来。我也向他们讲明这次选举不过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选举罢了，不要看的太重，所以铁良他们只是找了帝国大学物理通讯系的王国维做了他们的竞选顾问，打算老老实实走政党竞争的路子，虽然以他们的实力来说，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王国维本身也是一个死忠君的老派人物，与他们结合也是相得益彰。如今到6月份的选举已经没有几天了，王国维和宗社党一干重要人物也已经定好了方略，他们目前正在宗社党势力较为发达的满洲大区发动选举，打算把满洲六省的五十余张选举人票拿到个八九成再说，这样便可以在将来的国会中坐稳第三大党的位子，要想再进一步，就要看新儒党有没有能力把工党打得落花流水了。

    进入五月以来，各省的选举工作已经进入了热火朝天了，各大城市都不断有各个党派的竞选者在党内牛人的提携下，在公众面前露面。像工党请出了之前颇有声望的袁世凯，戴鸿慈和瞿鸿机，分别在河南，广东和湖南三地开展演说，提携后辈，工党的那些年轻干部们尽管看上去颇有些激进，也由于他们的党派纲领内包含了对私产的不尊重的因素，不是那么的容易得到士绅阶层的支持，但是由于目前全体国民都拥有选举权，他们还是得到了很多穷人和普通市民的支持。所以，在有前内阁三相出场帮忙的情况下，这三个省的工党候选人都颇为得势，从目前情况来看，工党大有一举拿下这三个省的趋势。

    当然，工党全国中央党部所在地也就是天津的情势更为乐观，由于沿海工业发达的缘故，天津向南北辐射的山东和奉天热河等地，工党候选人的呼声也颇为高涨，从梁启超的报告来看，他预计在年底的统计之后，可能新儒党能够占到国会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议席，工党百分之二十五，宗社党百分之十左右，剩余便是那些小党了。总体格局与目前的政党划分没有太大的偏差。

    而新近奉调回京将要担任新组建的法务部副部长的宋教仁也在北京创立了他自己的新党派，他的宗旨是万事以国民为先，进而维护国际和平的国内国际的政治诉求来吸引目前国内的精英阶层，虽然与新儒党中的激进派显得有些目标重合，但是由于他这种呼声代表了目前由辜鸿铭所掀起的新思想潮流的缘故，这些日子来，国民党也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派，特别是在年轻的学生阶层，这种代表激进思潮的党派更得人心。

    国家的变化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就像帝国也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励精图治才从一个区域性大国完成到世界性大国的蜕变的，思想界的变化要真正产生影响那还要更久，所以面对目前国内的思想界的变化，我作为皇帝也只是好好的做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只是这种转变在我看来有利时，我才命令宣传部跟进做一些推动工作。

    这当然也算是对辜鸿铭的一份表彰，严格来说他是个海外华人出身，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素，从数百年前开始，海外华人就成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阶层，从清中叶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又到咸丰十年的国变，每一次国家的重大变化，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不仅仅能够发挥出财力的作用，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有一份赤子之心，而且他们中间也不缺乏有才干的人。

    所以，在国家人口到达六亿，传统中原地区的地价和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的今天，也是帝国需要倡导移民的时刻，过去虽然有向新占领土移民的政策优惠，但是那往往带着一些强迫色彩，大都是赤贫阶层，或者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