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在网上收集的一个资料其中有这么个人叫福泽谕吉，他起初乃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连他的名字，都是根据儒家经典起的只是在年轻时，随商船去了一趟旧金山，回来后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崇慕中华到愤恨中华，这是一个代表，日本这个民族的思想变化的代表人物
后来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思想，譬如鲁迅先生说不能读中国书之类的，也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说是中国不好，中国的社会思想不好而是认为这种思想继续下去，只有亡国灭种的命，所以呢，不管他好还是不好，最好是一把火烧了干净
――熊某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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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外发展的风气，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记载”[1] 日本中世纪安土桃山时代的权臣丰臣秀吉是具体营造侵略、征服中国构想的始作俑者因此，如果从他计起，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幕府时期封建主义的思想框架里，发生了丰臣秀吉的向中国扩张的举动与并河天民等人的“海外雄飞”思想、佐藤信渊等人的“宇内混同”思想；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酝酿、形成了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系列侵华思想，并最终导致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幕府时期和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具体形态却是复杂多样的既有转变成公开的国家侵略政策的部分，更多的还是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思想家、理论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中流传于世的，还有散布在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的，更有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的成分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有“神国”思想、“八?一宇”观念、民族优越论、国家主义以至军国主义等代表人物有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山县有朋、福泽喻吉等
一
丰臣秀吉(1536-1598是日本封建时代扩张意识的最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侵略思想、行动之大成1590年，他在给琉球国王的信中说：“抑本朝六十余州之中，抚兆民，施慈惠，而不遗尺过地，悉归掌握也虽然与异域不讲交，则为遗憾祗今得贵国遗之奇物，顷又有游观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于异域，素愿也”[2]1593年，丰臣秀吉向高山国(指今菲律宾――引者注西班牙长官发出降书：“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若是不来朝，可令诸将伐之生长万物着日也，枯竭万物亦日也”[3]
对于近邻的中国，丰臣秀吉的征服、吞并**更为浓重早在1583年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这种
勃勃野心：“……鲧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大明(指中国，后之唐谓亦同此意――引者注，盖非吾所欲，天所授也”[4]1585年9月3日，在致书家臣一柳末安时，丰臣秀吉说：“余之被任命为日本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1586年，再一次表露了“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我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意愿1587年5门，在征讨九州军中，丰臣秀吉还念念不忘“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0年，在接见朝鲜通信使黄允吉时，丰臣秀吉又明确地表示了这种一厢情愿，并命朝鲜于其发动战争时作向导他在致朝鲜国王复书中写道：“……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1591年，丰臣秀吉写信给印度总督，更是口出狂言：“一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者，如指掌矣！”[5]虚妄之心，骄狂之志，裸裸再现
1592年5月18日，丰臣秀吉带兵侵略朝鲜，于顺利北进途中，给他的继承人关白秀次《二十五条觉书》，得意忘形地具体明述了他征服中国的宿愿(1宜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车幸唐都，呈献都城(指北京――引者注附近十四国(州与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2大唐国之关白，授于秀次，并与(大明都城附近之百余国(州，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3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子或八条宫智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弟继之(4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宁波府，占领天竺[6]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丰臣秀吉的这种狂大妄想仍让人胆战心惊他曾先后两次远征朝鲜，都以失败结束，美梦终成泡影，但是其侵略大陆和征服中国的思想，却给日本留下了很大的遗毒
1603年，江户幕府缔造者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七年后，他的政治顾问罗山在起草致中国皇帝的信中说：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这种“德化宇内”意识同样表达了一种躁狂的政治心态到了德川幕府中期，侵略中国的思想再次活跃起来，出现了以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等为代表的“海外雄飞论”和以佐藤信渊、桥本佐内等为代表的“宇内混同说”
并河天民( 1679-1718年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7]这是日本“大日本帝国”的思考和行动样式的最初版仙台藩士林子平(1738-1793年著《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在详述日本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图后说：“……熟虑之下，后世唐山(中国、鞑靼之地必起侵掠日本之事，不宜怠慢”这是以中国为日本潜在敌国而予以防备的思想的首次流露差不多与林子平同时期的本多利明(1744-1820年竭力排斥中国文明，鼓吹大日本国主义，痛骂儒者为顽迷古陋他在《经世秘策》一书中提出：“大日本国号应移地至……满洲，山丹、唐太(库页岛……琉球……”，并应迁都至堪察加，建设一大北方海洋王国[8]
幕府末期出羽人士佐藤信渊(1769-1850年继领前人之思，作著《经济要略》、《字内混同秘策》、《吞海肇基论》、《防海余论》等多种书籍，在《字内混同秘策》一书里，制定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计划“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故此书先详述略取中国之方略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舌，衣冠诡异之徒，渐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9]具体策略是先取“满洲”、再进一步征服全中国他认为：“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10]他的这种先攻取“满洲”的策略，自明治维新后之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次递得以实施为了切实达到侵占中国的目的，佐藤信渊还主张日本天皇亲征：“取南京应天府，定为假皇宫……明定‘产灵法教’(即神道、……为除人民疾苦，处处营造神社，以祭皇祖大神”1825年，与佐藤同时代的水户藩士藤田幽谷也提出了“宇内至尊天日嗣，须令万国仰皇朝”的远大企图[11]这些言论构成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原型”
幕府藩士谋臣立志侵略中国而致强大日本，另一类人物――“尊王攘夷”的倒幕派同样有浓厚的日本“神国”观念和由此而来的扩张主义理念其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在因为倒幕而身陷囹圄，狱中苦著《幽囚录》时仍然不忘“日本今宜急修武备，……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12]另一倒幕志士桥本左内(1834―1859年则坚信“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13]具有相同侵华思想的倒幕派人物还有真木和泉(1813-1864、平野国臣(1828-1864等
幕府藩士谋臣和倒幕运动者，不管其直接动机如何，但是在谋划日本未来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主张侵略中国“大日本帝国”的概念和模式源于之，以中国为日本潜在的假象敌国观念亦源于之明治开国元老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井上馨等都深受其影响，有人还是他们的门生在全面继承其衣钵的基础上，这些明治功臣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侵吞中国为核心的经营大陆的思想，即所谓“大陆政策”
以“海外雄飞论”和“宇内混同说”为代表的幕府时代的侵华思想，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封建地主领土扩张意识，是军事封建主义的遗存首先，它表达了在国家内部封建领土被分割完毕后，一部分新生力量对土地的渴望“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割，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主义”[14]作为各地大名藩国的谋士家臣兼学者，林子平等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为领主扩张土地，巩固、扩大自己主子的势力范围但是，苦于岛内现有土地已经瓜分完毕的现状，而且要想单独打破各地封建势力的相对均衡与彼此之间的事实尊重又异常艰难，于是，便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更加广大的外部世界，而距离最近的莫过于朝鲜、中国而且，这种情形的发展还跟日本土地所有权向富商豪农的移动集中和武士阶层的不断强大有直接的关系[15]
其次，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加之幕府统治下长时期的国家大一统，尽管实行着“锁国”政策，仍使日本人开始较多地了解到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及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当这些知识分子宏观地了解了日本的国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状况和特点，并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围国家的广袤阔大进行对比后，悲哀、怨叹自己国土狭小的失落感便油然而生，一种不满意感、改变现状的要求遂不可抑制走出去，争取更大的空间，没有，就去抢夺的观念对国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尊王攘夷”的倒幕分子，“由于认识了外国的存在，特别是视为敌人的外国的存在，便从潜伏的反封建意识里面，唤起了明确的民族自觉心”[16]他们在艰难的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倍感日本生存空间的有限性对于抵御西方列强进攻时的无所转寰与缺乏腹地依托吉田松阴的侵华思想事实上就来自于他对内外形势的对比和构建日本未来时的担忧当然，在倒幕派的思想深处还有更多的想要借助领土扩张来冲击日本社会阶级、阶层的现状，改革日本政治现实体制的意识
二
1868年，日本开始了通向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在经过大约30年的奋斗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随之日本就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一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17]
整个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的侵华思想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形成了以民族优越论为实质、以大陆政策为主线，同时飘浮着“大东合邦”、“脱亚入欧”、“大日本主义”等思想观念的格局
大陆政策源于1868年明治天皇继位时发布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是以侵略朝鲜为端始的此间，明治重臣山县有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880年，山县有朋把所著《邻邦兵备略》呈进给明治天皇，在对中国作了详细了解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基本依据1890年3月，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全面提出“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的侵略理论，把所谓的“守卫主权线”和“保卫利益线”作为日本“国家**自卫”的基本方针，十分明确地把中国列入日本的利益线之内，从而使大陆政策具体化、公开化甲午战争之后，山县有朋向天皇奏献《陆军兵制改革案议》，进一步阐述了所谓的两权线思想，提出了“成为东洋之盟主”、“开辟利益线、称霸于东洋”的目标[18]
侵华的思想活动紧接着就转化成为现实的国家的政治运作1878年，日本设立了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意在向中国开战1880年，编辑出版了汇集中国各种情报的《临邦兵备略》六册，着力鼓吹为打败清帝国而扩军备战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计划攻占中国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吞并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肢解其余中国国土，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大日本”[19] 1894年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这是日本前期诸种准备的一次大规模尝试，是大陆政策从思想层面走向行动层面的结论1904年的对俄战争使胜利的日本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推进大陆、侵略中国的胃口亦随之大增1907年，日本首次制定由天皇批准的《国防方针》，正式提出对外扩张攻势战略，强调日本的发展命运有
赖于中国大陆，把中国作为侵略掠夺的主要对象1908年，日本桂太郎内阁通过了《对外政策方针决议》，对华政策主要是：“扶植我国在该国的势力，以便当该国发生不测事变时，能够确保我国的优势地位；同时必须采取措施，使满洲的现状永远持续下去”[20]该决定的中心内容不仅要维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所获得的种种特殊权益，而且要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从此以后的问题，只是如何选择时机和计划步骤付诸实施了20世纪前半期日本侵华的一个又一个**，就是在这一思想和政策背景下演成的
日本侵占朝鲜进而进攻、霸领中国的经营大陆思想给其朝野以巨大影响，尤其是知识分子；而日本知识分子的参与反过来又加固了这一侵略思想作家二叶亭四迷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了探索所谓的对俄战略主动来到中国，1902年10月，在北京遇到了来自东京的间谍川岛浪速，在向其表达了自己的心迹后，被川岛引为同志，并自抒己见：“对俄和对支(指中国，当时日本也称中国为支那――引者注，看似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我们的理想对象是整个亚洲”[21]1889年，日本“政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