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成功，

    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地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地。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

    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地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地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地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地。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地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地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

    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地杀掉。剩下地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地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地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地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地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而在这一点上。宋太祖的历史性功绩就是不流血地解除兵权，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地。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地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地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地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

    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地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地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地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

    韩信、李世民等地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地妹夫，刘邦地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

    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地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不过，在这些事情之前，赵刚要做的就是，用铁与血迎战，他的心里很明白，宋兵策此时一定会造反，一如宋兵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原谅他一样，真正的男子汉，就需要在战场上决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