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年的元旦，重庆。

    现在重庆城外的水道很可能是东亚地区最繁忙的水道，来往于叙州——重庆、成都——重庆的船只不绝于道，还有大量过路的船只驶过。即使是新年在即，勤劳的川西人也没有都停止工作回家过年，很多人选择稍微晚几天再回去和家人团聚，只要这些勤苦能够换回足够的报酬他们就心甘情愿。

    重庆的甘陕绿营当然也不会让川西人专美于前，以往春节前士兵们就能休息了，但今年不行，昨天大部分士兵就一直工作到太阳落山才被从翡翠加工营里放出来。今天重庆众将很勉强地给士兵们放了一天假，但从明天开始就要恢复工作。

    进入十月以来，重庆众将对翡翠加工的兴致越来越高，这主要是因为后方市场的积极反馈。十余年的战乱让珠宝加工行业陷入停顿，很多珠宝行都倒闭，余下的也是在苦苦支撑。战争一天不停止，各地的交通工具就会被大量征做军用，也不会有人积极从事玉石的开采工作，就不可能有大量的珠宝进入奢侈品市场。同时战争还让老百姓变得更贫穷，珠宝价格居高不下，可是社会平均的富裕程度却在下降，这种矛盾就注定了奢侈品市场的不景气。

    邓名在天下未定的时候不努力生产粮食而是出售珠宝换钱，这当然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一份；而重庆清军既打不过川军、也没有被对方立刻消灭，被生活所迫，不得不与敌人联合起来生产珠宝，这同样是没有先例的。这样邓名和高明瞻集团就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清廷后方的珠宝行都热情地欢迎翡翠这种新型珠宝进入市场，它价格相对便宜能够被消费者接受，在其他货源都枯竭的情况下，是一种很好的行业替代品，不少珠宝商人都将其视为救命稻草；重庆的产品加工粗陋也没什么关系，珠宝商人自己可以进一步加工——以前他们是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这种廉价的石头上的。但现在整个行业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的衰退，工匠的报酬变得非常低廉，即使是那些资深的老师傅，为了能有一口饭吃，也不会觉得加工这种石头是对自己手艺的一种侮辱。

    除了民间市场外，翡翠在北京也大受欢迎。满人入关还不到二十年，在崇祯朝的时候，入关掠夺的满人还完全不懂得欣赏玉石，抢劫时只要金银不要石头。而随着满八旗在北京开始享福，日渐远离了征战生活，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开始附庸风雅，开始学习赏玩玉石了。不过现在满人显然还没有学到家，很多人还是怎么也学不会如何鉴别石头的好坏——金银好坏很简单，看纯度就可以了，但根据石头的品质定价，标准就要复杂得多。

    因此当翡翠流入北京后，很多满人立刻就接受了它。明显这种石头更坚硬、更明亮，在阳光下能发出夺目的光彩来，怎么看都比传统的玉石更漂亮——其实王明德这一伙儿人也是这么觉得的，相比温润的玉石，翡翠无疑更符合他们暴发户的眼光。只是李国英那句“假玉”的评价让重庆的将领们跟着不懂装懂，煞有介事地互相吹嘘，说自己从来都认为乌涂涂的石头更好看——“乌涂涂”就是这些土包子对玉石内敛光华的看法。

    最具决定性的一击出自辅政大臣索尼之手。八月初邓名与高明瞻他们和谈后，九月初就有一份包括象牙、宝石、翡翠的“川西土产”送到了首席辅政大臣的书桌上。索尼看看觉得不错，就让人用宝石、翡翠打造了几件首饰，和两双象牙筷子、一套翡翠筷托一起送进了大内，孝敬给了太皇太后。

    正努力学习汉族皇家品味的太皇太后，觉得这几块宝石和翡翠比她见过的所有玉石都顺眼，摆弄了好多天，还赏给了最得宠的几个格格一点。

    一下子这种“川西土产”在八旗贵族上层就火起来了，差不多在李国英离开重庆之后，北京对四川的战局也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关心起来。十月份重庆就接到了三次八百里加急信件，详细地询问了重庆的现况和川西明军的动向。既然李国英不在，这些奏章当然都是高明瞻回奏的，在认真报告了重庆将士誓与大重庆共存亡的决心后，高明瞻还给几位辅政大臣都准备了一份“川西土产”，当然这些土产也都是和八百里加急的奏章一起送回北京去的。

    很快北京就再次送来满是赞许之词的旨意，并进一步询问重庆的需要——到十一月的时候，北京对重庆的关心程度远超往昔。以前李国英满腔热血为满洲太君拼命的时候，北京对重庆的关切程度连现在对高明瞻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在十一月的第一封加急公文后，排名第三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还送来了一封给高明瞻的亲笔信，信中苏